被忽略的征兆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田超覺得，其實一切早有征兆。

　　案發(fā)前的2013年，田超的女兒田曉靜總說下面疼。“女兒下體紅腫，像流過血，但又沒有流血”。他買了痱子粉給孩子涂抹，很快好起來，但過幾天又紅了。

　　田曉靜還說不想上幼兒園，他買好吃的零食哄著。

　　紅腫的病情和厭學的情緒，斷斷續(xù)續(xù)持續(xù)了一年。那一年，僅痱子粉就用掉兩盒。

　　其他孩子也出現(xiàn)類似征兆。

　　楊森藍的女兒曾對他說，“爺爺對我很好，親我。”他以為這是老師喜歡女兒的方式。

　　案發(fā)后，家長們反思，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孩子為什么沒有和本該最親近的父母說起此事。

　　多名受訪家長稱，黃振辛通常會給孩子一個蘋果、5毛錢、1塊錢、或者買些零食；黃振辛還威脅孩子，不許告訴家長，不然會被開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與媒體發(fā)起的一項兒童性侵害調查顯示，恐嚇和零食成為施暴者性侵兒童的主要手段。

　　與孩子缺乏交流、對孩子情緒及身體上的異常反應沒有足夠重視，也是家長們意識到的問題。

　　留守兒童的概念是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外出務工，兒童自己留在農村。這起案件，12個受害女童中，11人為留守兒童。

　　在田曉靜僅6個月大時，田超夫妻便外出打工。2008年至今，他們先后在寧夏石嘴山市、吳忠市、靈武市、銀川市以及內蒙古呼和浩特打工。

　　田超說，與孩子的交流基本靠打電話。

　　去年冬天，田超和妻子回家，6歲的女兒和4歲的兒子在院子里玩，“我喊他們過來，他們卻站著發(fā)呆。”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與媒體發(fā)起的兒童性侵害調查中，統(tǒng)計的40起案件中15起是關于農村留守兒童的，占到統(tǒng)計案件總數的近4成。

　　除了外出打工，家長們并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秀水梁村，每人一畝半到兩畝土地，均種植玉米，一年只能種一季，畝產1400斤左右，每斤玉米1.1元左右。

　　“每畝土地收入1500塊錢，扣除人工費、農具費、肥料費以及口糧等，所剩無幾。”

　　做過村干部的馬丹迪說，村里的打工潮始于1996年左右，2000年后，成為普遍現(xiàn)象。村子有800人左右，除了在家養(yǎng)羊的人，村里基本見不到青壯年。

　　打工收入成為秀水梁村的主要收入來源。也因此使得秀水梁相較周邊其他的農業(yè)村，更顯富裕。

　　今年2月份，楊森藍離家到寧夏中衛(wèi)市打工。其他家長也陸續(xù)再次外出打工。

　　家長們覺得，孩子該做的身體檢查都做了，“而且，總要掙錢生活。”

　　噩夢

　　到派出所做筆錄后不久，田曉靜開始做噩夢。

　　一天凌晨3點左右，田曉靜在睡著的狀態(tài)下不斷翻身，吵醒了田超。“她說胡話，但是聽不清說什么。”

　　田超說，這種狀況持續(xù)了4個多月，深夜吵醒過他7、8次，“有一次還一直哭。”

　　即使白天，田曉靜的狀況也令人擔憂。她長時間趴在沙發(fā)上，一動不動，瞪著大大的眼睛，眼神空洞。

　　“孩子平常不是這樣的，”在田超的描述中，女兒性格活潑，貪玩。有一次，她和幾個男孩子去玉米地里玩，玉米長得太高，田超找了整整一個下午。

　　“你說她膽子多大。村里人都說，你家丫頭像個男孩子。”

　　在案發(fā)后，接替黃振辛成為幼兒園老師的車如芳也察覺到孩子的變化。

　　車如芳發(fā)現(xiàn)，田曉靜現(xiàn)在性格脆弱，一旦用稍微帶批評的語氣跟她說話，她會哭。

　　車如芳與田超是鄰居，“孩子以前總來我家玩，活潑好動，怎么說她都無所謂。”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6位家長，他們的孩子在案發(fā)后均出現(xiàn)做噩夢、厭學、自閉、發(fā)呆等狀況。

　　長期關注兒童保護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說，這是受到心理傷害兒童的典型外在表現(xiàn)。“被性侵后，孩子還會表現(xiàn)出對特定人群的恐懼，活潑的孩子變得安靜，安靜的孩子變得沉默。”

　　“性侵害是對兒童最嚴重的傷害，陰影伴隨一生”，童小軍說，案發(fā)后就應該馬上進行心理治療。

　　靈武市教育體育局局長王志勇說，事發(fā)后，教育部門、學校和鄉(xiāng)鎮(zhèn)，對受害女童及其家長做了心理輔導。靈武市對所有學校進行了一次排查，在全市針對教師開展了師德教育、普法教育，針對中小學生開辦了防性侵知識講座等專項培訓。

　　今年3月份，靈武市教育局曾向該案代理律師吳暉做出一份信息公開申請的答復，稱“對涉及的12名女童進行了6-13次心理輔導，效果良好。”

　　但家長們均否認有人為孩子做過心理輔導。

　　楊森藍自己花1800元錢，從銀川請了一位心理輔導老師為孩子輔導。這也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的唯一一個給女童做過心理輔導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