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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不能拖延 了解精神病未治療期

2020-02-29 來源:醫(yī)脈通精神科  標簽: 掌上醫(yī)生 喝茶減肥 一天瘦一斤 安全減肥 cps聯(lián)盟 美容護膚
摘要:精神病未治療期(DUP)指精神病患者自起病至開始治療的時間間隔。早在三十多年之前,人們就已經發(fā)現(xiàn),首發(fā)精神病DUP較長者的轉歸更差。

RAISE-ETP研究顯示,精神病患者的中位精神病未治療期(DUP)長達18個月,即起病一年半后才開始治療。

為了縮短DUP、改善患者轉歸,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從信息到經濟支持,再到全社會對精神障礙的態(tài)度。

精神病未治療期(DUP)指精神病患者自起病至開始治療的時間間隔。早在三十多年之前,人們就已經發(fā)現(xiàn),首發(fā)精神病DUP較長者的轉歸更差。這一發(fā)現(xiàn)在日后不斷得到復制。美國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院(NIMH)資助的RAISE-ETP研究顯示,來自美國21個州、共34個社區(qū)的精神病患者的中位DUP為74周,DUP影響著患者對協(xié)同治療的應答水平。

考慮到早在三十多年前,DUP即被視為轉歸的預測因素,目前18個月的中位DUP看起來并不和諧。無論如何,自精神病性癥狀出現(xiàn)至接受循證學治療的時間間隔應盡可能縮短,以減輕患者的癥狀負擔及風險。

DUP的評估及分布

準確界定DUP頗有難度:患者最初的精神病性體驗千差萬別且缺乏特異性,可能處于從無病至有病的譜系之中,臨床表現(xiàn)的陽性預測值很低,難以就疾病分類學進行回顧性的判斷。另外,何時算「開始治療」也缺乏一致意見,從首次于精神科就診到首次接受足量抗精神病藥治療。并且,獲取患者疾病信息的方法差異很大,也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上述標準及方法學的差異可解釋不同研究中DUP的異質性。

然而總體而言,DUP的評分者間信度較為理想。因此,盡管不同研究中對DUP的不同定義可能對研究間的比較造成干擾,但在同一項研究中,DUP則相對可靠。

與之類似,不同患者的DUP差別同樣很大,分布呈現(xiàn)強右偏,個別患者的DUP可能非常長。因此,中位DUP更適用于描述DUP分布;但平均DUP也很常用,尤其是在meta分析中,因為不同研究中的DUP平均值更容易匯總分析。

DUP的特征及相關因素

相比于一般人群中發(fā)病率更高的精神障礙,首發(fā)精神?。‵EP)缺乏具有代表性的DUP流行病學數(shù)據(jù)。事實上,大部分相關數(shù)據(jù)主要來自臨床研究,而RAISE-ETP則具有較好的外部效度。RAISE-ETP研究中,DUP長于中位值的患者陽性及總體癥狀更重,共病物質濫用的比例更高,入組前住院治療的比例更低,而社會人口學變量則無顯著相關性。對于住院FEP患者而言,DUP更長者的基線陰性癥狀更重,自知力及總體功能更差。

盡管上述結果具有一定啟發(fā)性,但針對此課題的系統(tǒng)性知識仍有限,而這些知識或有助于我們找到高危群體及潛在干預靶點,了解病程隨時間和地域的波動性,以及監(jiān)測縮短DUP手段的效果。RAISE-ETP研究中的DUP范圍自1周至1456周不等,提示某些因素對于治療的延遲可能具有較強的作用,需要對這些因素加以描述。此外,考慮到人們了解DUP主要依賴于臨床研究而非流行病學研究,我們也需要標準化的DUP測量及報告手段。

DUP的影響

薈萃分析結果一致顯示,DUP較長者隨訪期間的精神癥狀更重;隨訪6-12個月時的總體病情與DUP的相關系數(shù)為0.28-0.29,隨訪1-2年時的總體功能為0.19-0.28。即便隨訪時間≥2年后,薈萃分析仍顯示,DUP與總體病情及總體轉歸顯著相關,提示這一相關性至少在疾病最初幾年內持續(xù)存在。如果這一相關性為因果關系,那么縮短DUP將具有改變病程軌跡的公共衛(wèi)生意義。

一些觀察性研究對潛在的混雜因素進行了探討。結果顯示,疾病早發(fā)、陰性癥狀更多、治療更晚、病前功能及社會心理支持更差、教育及社會經濟地位更低均參與介導了長DUP與轉歸較差的相關性。然而,在調整混雜因素后,DUP仍是治療應答較差的獨立預測因素。針對使用實驗性手段實現(xiàn)DUP縮短的個體,上述發(fā)現(xiàn)仍有待進一步確認;另外,DUP較短所帶來的后續(xù)效應,包括針對精神科治療更積極的態(tài)度及更高的參與度,也需要進一步探索。

縮短DUP

考慮到DUP的潛在影響,探索縮短DUP的方法具有重要意義。例如,一項meta分析顯示,美國開展的研究中,患者與醫(yī)務工作者的首次接觸有大約一半發(fā)生于急診科;事實上,在患者去急診就診之前的數(shù)月甚至數(shù)年內,我們就需要設法接觸到他們。

除開展公眾教育及減少醫(yī)療阻礙外,社交媒體可能是一個頗有前途的窗口:個體精神病的發(fā)生發(fā)展可能伴隨著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的改變。已有研究者基于科技手段就這一課題進行了探討,以試圖縮短DUP,但這些研究仍需解決隱私權方面的倫理學沖突,以及找到一致性及特異性的標記物,并借鑒既往其他干預手段的經驗。

一項研究中,精神衛(wèi)生掃盲運動結合接地氣和先發(fā)制人的檢測團隊可有效縮短DUP。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精神病早期治療及干預(TIPS)研究顯示,此類策略可將DUP從16周縮短至5周,而項目一結束,DUP又反跳至15周;新加坡的精神病早期干預項目也呈現(xiàn)類似的結果。然而,澳大利亞及加拿大的兩項類似研究均未能獲得陽性結果,可能與各國醫(yī)療系統(tǒng)的內在差異相關。

RAISE-ETP研究18個月的中位DUP則提示,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從信息到錢,再到全社會對精神障礙的態(tài)度。

結語

總而言之,當前的DUP數(shù)據(jù)并不盡如人意。之所以要努力縮短DUP,原因在于未經治療的精神癥狀可帶來沉重的負擔及巨大的風險,而證據(jù)也一致顯示,較長的DUP可預測較差的轉歸。然而,針對DUP的研究受制于臨床數(shù)據(jù)的可靠性,包括外部效度存疑,且研究之間難以進行比較。

人們須開發(fā)標準化的測量及報告DUP的手段,以促成研究之間的比較及監(jiān)測縮短DUP手段的效果。當前的干預措施,包括一些技術手段,需要借鑒其他群體干預手段的經驗。未來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澄清縮短DUP能否顯著改善轉歸,或者另一種可能——DUP僅僅是其他驅動轉歸的臨床或生物學因素的代理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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