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xù)三天的壞消息，將這個7月涂成了真正的“黑色7月”。

　　7日，京九鐵路東源仙塘火車站，廣東東源縣人民法院院長鐘俊斌臥軌自殺身亡；8日，向北1000多公里外，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qū)衛(wèi)生局局長張柏成跳下辦公大樓墜亡；9日，往南170公里，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海華重演了張柏成的悲劇。

　　至此，2014年自殺的官員已達12位；而此前的媒體公開報道顯示，自2003年8月月底至2014年4月月初，不到11年的時間里，被各級官方認定為自殺的官員就有112人，病重、欠債、夫妻吵架、工作壓力、抑郁癥、畏罪自殺……原因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大學生、農民工、都市白領、老無所依的老人乃至學齡兒童的自殺事件，也頻頻見諸報端。“自殺”這個沉重的字眼，一次次被推到大眾面前，并有驚悚的數字作為佐證：

　　中國自殺率已經達到23/10萬，相當于美國的二倍，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于自殺，約占全球自殺人數的三分之一；

　　在中國，每兩分鐘就有一人自殺身亡，有八人自殺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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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別那么緊張，這是十年前的數字了，來自加拿大學者費立鵬2002年發(fā)表在英國醫(yī)學雜志《柳葉刀》上的文章《中國自殺率：1995-1999》——是的，它們一直在被媒體錯誤地重復。

　　香港大學的最新研究報告證明：人們“聽說”的自殺事件越來越多，并不意味著自殺率的上升。相反，報告稱，從2009年至2011年，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在短短三年間下降了58%，最新數字是每10萬人中有9.8人自殺，接近國際平均數字。

　　在當下，自殺正在被“謀殺”。

　　誰是中國最高危的自殺群體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壓力大，甚至有抑郁等心理問題。撇開官員的特殊職業(yè)，這些特征剛好符合自殺者中占比最大的群體——只不過，這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情況。中國的現象則恰恰相反。

　　自殺者主要是農村青年婦女。

　　2002年，費立鵬的研究第一次讓人們關注到了這一“中國特色”的自殺模式。這位世界衛(wèi)生組織精神衛(wèi)生處顧問、哈佛大學社會醫(yī)學系副教授從1995年就來到中國，專門研究看起來十分獨特的中國人自殺問題。

　　費立鵬在文章中指出，在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提供自殺數據的39個國家和地區(qū)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報告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的國家：發(fā)達國家的男性自殺率至少是女性的三倍，而我國的女性自殺率卻比男性高出26%。

　　此外，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殺率普遍高于農村人口，而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口的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多。

　　費立鵬則如此描述那些自殺的農村婦女：“不是抑郁癥不是分裂癥，不是任何長期性的什么癥狀，就是沖動性的。”

　　同時期的調查報告《中國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未遂》支持了他的判斷。

　　研究者在山東、河北、河南共四家醫(yī)院的急診室，訪問了147名35歲以下、自殺未遂的農村婦女，得出這樣的數據：58.8%的自殺者從萌生自殺念頭到采取行動之間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40%的人考慮時間不超過十分鐘，11%甚至在一分鐘之內就做出了決定。

　　一對小夫妻，平時感情很好。一次妻子單獨在家，有賊偷偷潛入，偷走了一臺錄音機?；丶液蟮恼煞虻弥依镌谄拮友燮さ紫率Ц`，發(fā)脾氣說了她幾句。習慣了被嬌寵的妻子受不了，一氣之下，喝農藥自殺。

　　一個孩子迷上了電子游戲，讓母親一籌莫展。又一次把屢教不改的兒子從游戲廳里“抓”回來后，母親對兒子的發(fā)誓許諾再也不信任，打折了一把掃帚也不能解氣，扔下掃帚就跑出去喝了農藥。

　　這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為《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做田野調查時聽到的兩個故事。

　　在中國農村，類似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簡單的夫妻口角、情人斗嘴、家庭矛盾、鄰里糾紛，在“一時沖動”的催化下，便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而按照國際標準推算，每出現一個自殺死亡者，背后就有10到20個自殺未遂者，如此算來，我國每年還有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婦女自殺未遂。

　　“自殺未遂”才是真正的“成功”

　　不過，在心理危機與自殺干預專家李獻云看來，“自殺未遂”才是真正的“成功”。

　　不僅中國農村婦女自殺率偏高，即使在全球范圍內，女性的自殺未遂率也遠高于男性。李獻云認為，女性在遇到挫折時更傾向于嘗試自殺，“但她不一定真的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做只是為了尋求幫助、擺脫痛苦，甚至只是為了嚇唬其他人”。而那些成功的自殺，更像“失敗的自殺未遂”。

　　吳飛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為這種“中國式”的自殺心理找到了解釋：與西方人往往在絕望中一心求死不同，中國人將自殺視為一種工具——追求“正義”的工具。

　　當然，這也與日本人的傳統自殺動機不一樣：日本人可以為了榮譽和恥辱感自殺。

　　在社會學者的觀察中，存在于中國的自殺現象，“這種‘正義’體現在復雜的家庭政治當中”。他將家庭生活比作一場“權力的游戲”，每個家庭成員都在爭取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視，一旦受到“委屈”，自殺便成了扳回局面的最后一招，“不過是過于當真的‘撒嬌’而已”，其背后的潛臺詞是：我要是死了，看你后不后悔。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62%的自殺者選擇服用農藥：農藥容易得到，而且看上去比跳樓、上吊等方式更“溫和”。但她們往往低估了農藥的致死性，加上農村醫(yī)療水平相對較低，很多人是在醒悟過來的悔恨中毒發(fā)身亡的。這也被很多學者認為是農村自殺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相關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而且，該中心研究員桂華通過案例調查發(fā)現，農村婦女的自殺似乎經歷過一次比較集中的風潮，而現在這股風潮已經結束。

　　桂華在2009年的一次田野調查中發(fā)現，在湖北東南部的一個村落，1980~2000年曾經歷了一個跨度極長的婦女自殺風潮——這個村子從1970~2009年間全部32起自殺中，有22起婦女自殺集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桂華認為這些婦女“為受過社會主義革命洗禮的一代。這一代婦女婚后開始反抗傳統的父權與夫權，向婆婆奪取當家權，并表達自己在夫妻關系中的平等地位訴求，引起了嚴重的家庭內部沖突。婦女自殺就是這場血淋淋的家庭權力斗爭的后果。”

　　到了2000年之后，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基本確立，隨著家庭權力斗爭的結束，婦女自殺潮相應地消失了。

　　時隔十年，這一規(guī)律再次生效。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從2009年到2011年，僅僅三年時間，中國的自殺率就下降了58%——這是香港大學自殺研究和防御中心的一項研究結論。

　　中心主任葉兆輝表示，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如此迅速地降低自殺率。而這“并不是通過顯著提升心理健康服務和開展任何有關降低自殺的全國性宣傳來完成的”。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將原因歸結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盡管有對污染、食品安全和房產價格的擔憂，但城市生活標準和整體滿意度有了提高”，這讓本就不高的中國城市人口自殺率進一步下降。

　　但變化最顯著的還是農村。年輕人紛紛前往城市工作，對很多年輕農村女性來說也是好事情，這讓她們從家長的壓力、糟糕的婚姻、愛管事的婆婆、窮困的農村生活中解脫出來。

　　農藥不再觸手可及，更重要的是，傳統的三代同堂大結構隨著年輕人的離開變得搖搖欲墜，大大減少了可能導致自殺慘劇的家庭沖突。

　　對比令人驚訝：2002年費立鵬的報告顯示，年齡在35歲以下的中國農村婦女——中國自殺者中的主要群體，每10萬人中有37.8人自殺，如今這個數字連3都不到，跌幅超過90%。這也將中國自殺者的男女比例拉至前所未有的1：1。

　　不被當作“自殺事件”的自殺

　　“家庭”可以是自殺的導火索，也可以是懸崖勒馬的韁繩。“比如說中國人喜歡讓人在自殺前考慮一下父母的感受和兒女的命運，這樣的考慮確實挽救了不少想死的人。”在點評吳飛著作《自殺作為中國問題》時，作家梁文道說。

　　但在他看來，這也恰是自殺問題長久以來被中國人和中國學界漠視的原因所在：“這個想法，不是叫你不準自殺，不是叫你珍惜所謂神圣生命的本身，而是叫你考慮孝順、慈愛這些東西。也就是說，中國人過去并不把‘自殺’本身、‘殺害自己的生命’本身，當成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來思考。”

　　而在中西方的自殺研究體系中，未達成一致的遠不止這一點。

　　吳飛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他的一個村子的向導曾經打了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瘋子傻子”表弟一巴掌，導致表弟回家喝農藥自殺身亡。

　　向導是笑嘻嘻地講述這件事的，甚至毫不掩飾這場悲劇是由自己的一巴掌造成的。事實上，如果不是學者百般追問，他根本不會將它當作“自殺事件”講出來。

　　“這個傻子的故事不禁讓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撼，而且讓我深切體會到，我們完全是在一個非涂爾干的世界里研究自殺。”他寫道。涂爾干是西方自殺心理學研究的鼻祖，而“無論涂爾干還是現代精神醫(yī)學，一個基本的假定都是，自殺總是發(fā)生在非正常狀態(tài)下，要么是一個社會偏離了正常狀態(tài)，要么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偏離了正常狀態(tài)。但是，我的向導卻認為，只有正常人的自殺才算自殺，傻子的自殺根本算不上自殺。”

　　不僅向導，就連過去的中國學界，也未對自殺中的精神疾病因素投以足夠重視。換句話說，中國的自殺研究從一開始就偏離了西方的理論框架，搜集數據的標準也不相同?？紤]到這一點，以中西自殺者中精神疾病患者比例的對比作為“中國式自殺”依據，便顯得毫無意義。

　　一項得到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基金支持的研究認為，中國人自殺的原因和國外太不一樣了：現在在西方有關自殺最流行、解釋率最高的模型是精神病的理論，比如歐美和其他發(fā)達國家90%以上的自殺身亡者，生前都幾乎患有精神疾病。

　　而在中國，這個比例只有50%左右。

　　而且，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自殺率下降的現象，似乎也與西方經典的自殺理論——涂爾干理論背道而馳。后者認為，“城市化、現代化以及社會經濟的進步將會加劇社會的疏離感，導致更高的自殺率”，這在發(fā)達國家得到了印證：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內每十萬人自殺數的平均值從11.6增長到了14；2012年，韓國的數據是28.1，日本也超過了21。

　　不過，《經濟學人》認為，中國已經接近一個令人擔憂的轉折點。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中國的自殺率經歷了小幅上升，這一趨勢有可能隨著經濟的放緩而更加明顯；帶動中國自殺率下降的力量——人口遷徙和城市生活標準的提高——也正在失去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