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金魚的記憶只有7秒，然而實際并非如此。據(jù)壹讀君（微信：yiduiread）了解，金魚的記憶可以長達一個月。

　　人類的記憶要比金魚長很多，由此也帶來很多麻煩，比如遇到一個記性特別好的債主，比如一直讓你有心理陰影的年輕時候干的蠢事，比如走過的一些彎路，比如被歷史車輪碾過的痛苦。

　　所以，在很多人研究超級記憶法時，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怎么消除記憶，以便省掉很多麻煩。

　　記吃不記打的值班壹讀君丨劉十九

　　切掉腦子，或者電擊

　　迄今為止，人類對大腦是怎么記憶的，依然不太清楚。實際上，直到50年前，人們還認為記憶是靠整個大腦。

　　直到1953年，一次癲癇手術讓神經(jīng)科大夫們發(fā)現(xiàn)，記憶可能是跟大腦的特定區(qū)域有關。

　　一位27歲的癲癇癥患者H.M接受治療，被切除了大部分海馬組織和海馬體周圍的部分內側顳葉組織。手術效果極佳，癲癇發(fā)作次數(shù)大幅度地減少了。但副作用也很明顯：亨利·莫萊森再也記不住任何事情，不管是一組數(shù)字，還是鄰居的長相，甚至有沒有吃過飯。他的每一分鐘都是新鮮的。

　　從這個發(fā)現(xiàn)出發(fā)，科學家們逐漸揭示出大腦記憶的秘密：記憶會在海馬進行編碼，然后再存儲到額葉中，而長期之前的記憶，比如十幾年前，則會分布于額葉，頂葉、內側顳葉和顳葉外側。

　　所以，如果要消除一個人的記憶，只需要精確地破壞這些大腦區(qū)域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代價畢竟太大，而且做完手術之后的人只能送去篩沙子、挖煤。所以科學家們又研究了一些比較人畜無害的。

　　比如在2012年，西安大略大學的研究者通過刺激大腦的特殊區(qū)域，可以抑制個體回想起令人厭惡的記憶，以及藥物成癮的依賴。當然，這個方法并不是真正的清除，只是抑制大腦喚醒記憶。

　　而在2013年，一群荷蘭科學家發(fā)現(xiàn)電擊大腦特定區(qū)域，可以對某些令人恐懼的記憶進行“定點清除”，副作用是會讓被電擊的對象產(chǎn)生抽搐和痙攣。

　　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幫助抑郁癥患者和受過心理創(chuàng)傷的人，目前也都還在研究階段，缺乏大規(guī)模應用的案例。

　　如果不能刪除，那么修改記憶呢？

　　跟一般人的印象不同，記憶并不是完整地記錄在大腦里，大腦記住的僅僅是一大堆細節(jié)和碎片。當你“記起”某一件事時，你其實是在此時此刻，用自己最能接受的方式，把大腦記住的一些碎片信息重新組合起來。

　　所以，記憶經(jīng)常會受到影響，當碎片的組合方式不同時，出現(xiàn)的就是不同的記憶。

　　最為大家熟悉的案例之一，是一些抗戰(zhàn)老兵的回憶，他們的回憶敘述，經(jīng)常跟歷史事實有很大偏差，所以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一個人單挑8個鬼子兵、一個人繳獲6門大炮、一個班打退鬼子兩個連的英雄故事。這些回憶未必是老人們有意虛構，而是記憶發(fā)生了偏差，把腦海中的碎片移花接木，拼接成了一個想象中“真實”的記憶。

　　1880年代的科學家們就已經(jīng)認識到大腦的這個弱點。當時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病，并將它命名為“虛構癥”。而1992年，心理學家漢斯?克勞姆巴格的實驗證明這種狀況是普遍存在的。他們對一次空難新聞進行調查，發(fā)現(xiàn)有一半的公眾相信自己曾經(jīng)在電視上看到過并不存在的、空難現(xiàn)場的鏡頭。

　　△人的大腦在提取、重組記憶的時候，跟這個差不多

　　而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伊麗莎白·洛芙塔斯也做過一個類似的實驗，她讓志愿者去想象自己做了某件事，比如折斷一根牙簽，想象的次數(shù)越多，之后志愿者就越可能“記得”自己確實做過這么一件事。

　　大腦其實很容易被欺騙。

　　這個弱點決定了，如果我們用暗示、暴力或者意識形態(tài)影響一個人對記憶碎片的“拼接”，就能夠改變他/她的記憶。

　　中國“上山下鄉(xiāng)”的一代知識青年，往往會認為自己的“青春無悔”。“上山下鄉(xiāng)”這件事雖然既沒有結果、也沒有意義，但是知青”奮斗的過程“依然值得紀念和驕傲，精神獲得了成長，這樣的敘述框架，讓知青的集體記憶中更看重“戰(zhàn)天斗地”“青春成長”的片段，而有意無意忽略了其實更多的痛苦和荒誕，包括普遍的饑餓和強奸（僅新華社一次內參就報告黑龍江兵團一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強奸女知青50多人、內蒙兵團被奸污的女知青達299人）。之后一批傷痕文學、知青小說更是強化了這種集體記憶。于是今天我們會經(jīng)常看到知青聚會，共同紀念無悔的青春，而很少有人表達對那段折騰的抗議和控訴。

　　△《我愛我家》第57集《失落的記憶》，志國和和平對知青歲月的記憶是青澀的初戀

　　集體的記憶一樣靠不住

　　由于人類頭腦的記憶如此脆弱，所以人類需要其他的載體來承載記憶。

　　所以有了文字、影像，有了紀念儀式、慶典，有了雕塑，這些媒介都可以讓記憶超越個人脆弱的大腦，在社會中形成“社會記憶”，并保存和流傳。只有不斷重溫這些信息，“社會記憶”才能延續(xù)下去。

　　△紀念5.12地震的北川紀念碑。每年的紀念日也是一種強化社會記憶的儀式

　　但這種“社會記憶”也同樣容易被控制、修改和消除。“社會記憶”所依賴的文字、影像、儀式和實物都被遮蔽的時候，社會記憶也就會逐漸扭曲或消失。

　　舉個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奧斯曼土耳其政府和軍隊有組織地屠殺了超過100萬亞美尼亞人，制造了20世紀三次最慘烈的種族大屠殺之一。

　　他們先是逮捕和處決了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和名流，然后將平民大批處死、流放到沙漠中或者關進集中營。在1915年到1916年的兩年間，至少有100萬亞美尼亞人死亡。

　　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回憶這場悲劇說：“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jié)。以往歷史上發(fā)生過的大規(guī)模屠殺和殘害，與1915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

　　這場被國際認定和譴責的大屠殺，在土耳其國內卻是另外一種表述。

　　土耳其官方至今否認這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而主流的觀點則認為，對亞美尼亞人的殺戮，責任主要是在亞美尼亞人身上。因為這些人勾結俄國，意圖里應外合毀滅土耳其民族，土耳其被迫采取了報復手段。

　　這樣的記憶塑造，讓土耳其大眾相信，歷史真的是這樣發(fā)生的：從來沒有什么種族大屠殺，當時發(fā)生的殺戮也不是土耳其人的過錯，只是歷史必要的代價。

　　2010年3月，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議案，將亞美尼亞大屠殺定性為“種族屠殺”，土耳其政府召回駐美大使以示抗議；2015年12月，羅馬教皇用“種族滅絕”一詞來形容羅馬尼亞大屠殺，也引起了土耳其的強烈抗議。

　　在土耳其國內，談論“亞美尼亞大屠殺”，尤其是用和官方定性不同的觀點談論大屠殺，是一件危險的事。如果知識分子談論大屠殺的暴行，很有可能會遭到土耳其刑法典中“侮辱土耳其罪”的懲處。而極端分子也隨時準備殺死“叛徒”。所以聰明的人都學會了保持沉默。

　　△赫蘭特·丁克，亞美尼亞裔作家，因為揭露亞美尼亞大屠殺暴行而被土耳其極端分子在2007年刺殺

　　時至今日，土耳其依然拒絕全面反思亞美尼亞大屠殺，并依然堅信自己對歷史的記憶和解釋是唯一正確的。這種信念讓土耳其在民族主義的道路上越來越極端化，離國際社會和世俗文明越來越遠。

　　沒有反思，沒有懺悔，也就沒有未來。